在谈警察无能之前，我首先想讲，中国目前还谈不上是法制社会，更谈不上是个公民社会，因为作为公民，我们却往往不能利用法律在保护自己，而执法者却可以为所欲为，反过来讲，中国的百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往往也把法律与情感混为一谈，民众如此，执法的警察也是如此，常常置法律于不顾，以情感代替了法制。

毫无疑问且众所周知，警察的职能是维护治安，保护民众，从具体实施上来看，就是能快速破案，能及时制止犯罪，毫无疑问警察有枪，而有枪就一定有其开枪的权限，就是当公民或警察自身受到生命威胁或公共财产受到威胁时，警察当然可以依法开枪，至于是否一定要开枪击毙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这里就说到了一个近些年来我们中国社会中大众耳熟能详的字眼了，那就是“当场击毙”，我们来听听何谓警察大力提倡的“当场击毙”，有道是：“发现暴徒，当场击毙”，“飞车抢劫，当场击毙”，“对待拒捕，当场击毙”，“敢于袭警，当场击毙”，“劫持人质，当场击毙”，“敢抢银行，当场击毙”，当然略为温柔一点的如长沙警察，就在当场击毙的标语前加上定语，如“拒捕的”，才当场击毙，更有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推波助澜，号召和鼓励“警察要敢于开枪”，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随着人的公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，作为一个正在建设法制社会的国家，最高当局应该是充分看到了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些问题，也是所以最高法院提出了少杀慎杀，又提出了“疑者不杀，杀者不疑”的方针，但显然地方政府为了政绩，在面对当地治安环境恶化的情况下，作出了乱世用重典的方法，所谓凡有现行犯罪，动辄“当场击毙”，完全与中央建设法制社会的意图背道而驰。为什么说是背道而驰，我们知道，法院一般对待死刑判决，是慎之又慎的，一审二审，从今年起还要经最高法院核准，也就是已经取消了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法院的死刑核准权，而地方警察由于治安不力，破案无方，面对治安形势的恶化，为了交差，把执法简单化，动辄“当场击毙”，除了显示警察的无能，我们实在说不出其它理由，难道面对犯罪，除了当场击毙，就不能当场击伤，也许击毙更能帮警察们震慑罪犯，也许确实能让广大守法之民感到安全，也许能让一些受害者感到无比的痛快，但法律就是法律，与大众的感情用事是不同的，警察不是平民，警察是执法者，如何减少犯罪，如何制止和预防犯罪，如何快速破案，才是警察应该多思考的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出风头，为了显示警察的威严，简单的以“当场击毙”来突显警察的威风。

很多网友也大力支持警察无能表现方式的、简单化的“当场击毙”的作法，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安全感觉，其实他错了，作为一个公民，他自己也正处于危险之中，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每个警察都是道德上一心为民的，我们不能肯定警察中有相当的与黑社会勾结的败类，无数的新闻报导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很多警察早已经警匪一家，如果哪一天你遇上这这种警察，如果你出于正义与警察产生口角，你能保证警察不会以各种借口把你“当场击毙”，你纵有一千张嘴，也会无处申冤。这绝不是耸人听闻，让警察有随意“当场击毙”的权力，绝不是公民社会之福。

所以我说，当警察把“当场击毙”当成了简单化的，并引以为荣的政绩时，公民的权力就已经受到了危害，其实，“当场击毙”的背后，就已经排除了法律意义上的“合理怀疑”，甚至有滥用警察枪支使用权的规定，警察制止犯罪，其实有很多的选择，如电棒，催泪弹，并不一定要用枪支来当场击毙，警察存在的目的在于制止犯罪、制服嫌犯、保障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，而这并不一定非要“当场击毙”，能够“击而不毙”，达到“制止”和制服的目的，当是最佳选择，正当目前最高法院在提倡疑者不杀，杀者不疑的时候，多少让人觉得“当场击毙”与建设法制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些格格不入。所以也难怪些话题存在巨大的争议，也难怪的法律人士说，从严格的法治意义上来说，警察没有随意剥夺任何一个人包括暴徒和各类嫌犯生命的权利。有罪无罪，该死该活，如何处治，必须交由法院依法审判而定。“当场击毙”往往使案情无法破解，甚至留下“遗憾”，造成冤屈，这在近年来的新闻报道中，屡见不鲜。所以，“当场击毙”不宜提倡，不能滥用，不是万不得已决不应“当场击毙”。如果我们的社会到处充斥当场击毙的标语，除了恐怖，就不得不让人觉得当今的中国似乎正处于战争状态，也只有战争状态，才会有“就地正法”的场景，街道上应该更的出现商品社会应有的商品广告而不是杀人标语。

警察办案的手段如此沦落到了只能“当场击毙”的地步，其实真的是警察的悲哀，是警察无能的充分表现，看起来很爽，其实很无奈，希望中国的警察们能感觉到这一点。